中新網10月20日電 美國《紐約時報》19日發表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加藤典洋的評論文章，稱一名日本記者於1975年當面向裕仁天皇提出戰爭責任問題，源於他從自己的經歷中意識到裕仁做了多少惡，這一事實對歷史的貢獻與官方傳記同樣重大，而日本宮內廳上月發佈的61捲傳記刻意避免回答裕仁天皇在二戰前與站時的戰爭責任問題。
文章稱，上個月初，在距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候，日本宮內廳發佈了的官方傳記。一些學者註意到，書中沒有談論裕仁天皇在二戰之前和戰爭期間在日本一些做法中的責任，而是刻意迴避了這部分內容。
兩周前，歷史學者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在為本報撰寫的一篇觀點文章中說，他收到了“日本一家大型報紙的工作人員”的電子郵件，請他對裕仁天皇傳記正式出版前一段不可外傳的內容發表評論。“但有一個條件，”比克斯寫道，“我不能談論裕仁天皇在二戰中的‘角色與責任’。”比克斯說，自己因此拒絕了這個請求。在這場戰爭結束了近70年之後，該話題仍然被日本的主流媒體視作禁忌。
因此，有一件事就更加不同尋常：近40年前，一位名叫中村康二(Koji Nakamura)的日本記者問了裕仁天皇一個無人敢提的問題。1975年10月31日，裕仁天皇和皇后在美國之行的幾周後在皇宮舉行了一次公開的新聞發佈會。作為倫敦《泰晤士報》的代表，中村康二是少數獲得即興提問機會的記者之一。
“天皇陛下，您在白宮說，‘我深深地為那場不幸的戰爭感到悲痛，’”他開始問道。“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您對戰爭感到負有責任，包括日本率先發動了戰爭的事實？另外，我想問陛下對所謂的戰爭責任是如何認識的？”
從某種程度上看，這個問題未能達到目的。裕仁沒有做出有實際意義的回答：“由於我對文學沒有過深入的研究，對於這樣的字眼，我並不明白，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然而，這仍然是日本戰後歷史上一個絕無僅有的時刻。儘管裕仁天皇此後又活了14年，但他再未舉辦過新聞發佈會；如果這名記者當時選擇了沉默，那麼在裕仁天皇有生之年，將沒有任何一名日本公民公開要求他為自己災難性的失敗承擔責任。中村康二的問題或許是沒有得到答案，不過，單是因為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就應該在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恰恰相反，他幾乎被徹底遺忘。只有一位記者提到過中村康二對裕仁天皇的這次挑戰，那就是新聞發佈會上唯一的非日籍與會者戴維•撒普(David Tharp)。在第二天早上發表在英文版《每日新聞》(Mainichi Daily News)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說中村康二“拋開了日本報界的大忌”。他描述了那些日本同行的反應：“唯有這個問題似乎讓擁有共同興趣的記者們獃住了。在短暫的瞬間，他們的筆停留在筆記本上方，似乎不知道如何移動。”他接著寫道，“然後似乎彼此都放鬆了，因為大家背地裡都害怕聽到的這個問題，終於被提出來了。”
中村康二生於1918年。1942年，《每日新聞》將他派往馬尼拉新辦的一家地方報社工作。他很清楚1945年2月發生在馬尼拉的大屠殺暴行。在那場大屠殺中，日軍殺害了大約10萬名平民。他寫道，這次事件根本上的恐怖之處源於一個事實：與把天皇當做活著的神來崇拜密不可分的日本軍國主義，完全缺乏對“人生命的價值或神聖性”的尊重。
1982年，中村康二因胃癌去世，享年63歲。作者拼湊出了一份時間表，列出了他擔任特派記者期間接受的任務。作者還搜集到了他足夠多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在1975年的新聞發佈會上向裕仁提出那個問題，是源於他從自己的經歷中意識到裕仁做了多少惡。中村康二提出了那個問題，而這一事實對歷史的貢獻與官方傳記同樣重大。似乎和裕仁天皇本人一樣，那部61捲的傳記鐵了心地決意避免回答這個問題。 （原標題：日本學者：裕仁天皇傳記刻意迴避其戰爭責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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